欧洲曾经是世界霸主，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辉煌的历史。然而，近年来欧洲经济持续衰落，GDP和股市总市值均大幅落后于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经济规模不仅未增长，反而下降0.3%。美国则在危机后经济大幅增长，GDP飙升87%。欧洲在科技领域生产力也落后于美国，企业生产力停滞不前。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也陷入困境，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结构性衰退。问题根源在于欧洲集体向左转的思潮与做法，导致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抑制了经济增长。

欧洲移民政策保守僵化，限制高科技人才流入，却接纳难民引发社会问题。官僚主义盛行导致科研项目审批慢，科学家外流，科技创新落后。高社会福利养尊处优，竞争乏力，市场不振。科学文化和环境差强人意，创新精神不足，创新环境与经济环境不如美国。

美国五大公司Nvidia、苹果 、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 的总市值超过 14 万亿美元，这五家公司的市值比整个欧洲600强企业的市值（约为 11 万亿美元）还多出3万亿美元。

经济、资本市场的落后，折射的是欧洲在科技领域生产力远落后于美国。衡量上市科技企业每单位投入产出比的科技生产率为例，在2008年，欧洲和美国科技企业的生产力还不分上下。16年之后呢？美国企业生产力提升了40%，欧洲企业呢？自2005年以来，就几乎完全停滞不前。

欧洲衰落的另一个显性特征，是全欧洲的最优等生、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经济的没落。

德国自2021年后就再没有见到像样的增长，以致被戏称为“欧洲病夫”。它缺席了美国引领的AI革命，曾经的优势产业汽车、化工和精密机械也不约而同地进入萎缩。扣除建筑后的工业生产，比2017年萎缩了16%。企业投资在过去20个季度里有12个季度负增长。德国正在经历战后最严重的结构性衰退，曾经傲视天下的德国模式在崩塌。

问题是，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增长引擎和财政补贴者，它三分之二的进口订单是发往其他欧洲国家的。德国倒下，对欧洲整体经济将是灾难性的。

曾经人人艳羡的欧洲，因何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

要知道，欧洲是亚当斯密和《国富论》的诞生地，是诺贝尔奖的故乡，是两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有着辉煌的创新历史和科技研发土壤？

答案其实很简单，两个字—制度。

更具体点说，集体向左转的思潮与做派。欧洲已经越来越滑向19世纪流行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大政府、强监管、高福利、高税收、仇视资本、仇视市场、绝对自由、绝对公平。这些极左思潮与做法，严重戕害了欧洲的经济潜力与活力，并引致了欧洲经济竞争力的持续衰退。

欧洲具体做了什么呢？

第一，过度监管

网上有一个段子“US innovates，EU regulates（美国创新，欧盟监管）”，调侃欧盟过于繁杂的监管规定。你会发现，当美国在建设发展AI的时候，欧洲在讨论AI的伦理，；当美国在研究创新加密货币时，欧洲在强监管加密货币；当美国在创造新产业时，欧洲在保护旧产业。

尤其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欧洲却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法律。

具体有哪些呢？

比如用于隐私保护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用于可持续性披露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和《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用于安全透明在线平台的《数字服务法案》以及近期出台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而这是全球第一部监管AI的法案。

过于严苛的监管，意味着企业进行商业活动需要进行繁琐的官僚审批程序，间接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在法国，创办一家公司需要84天，而在美国则只需4天。普华永道调研结果也显示，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一项法案，68%的美国公司预计需要花费100万到1000万美元来满足其合规要求，9%的企业预算超过1000万美元。

与政府四处伸手强监管一脉相承的，是全欧洲泛滥的对资本的仇视。无论是在柏林、巴黎还是斯德哥尔摩，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相同的反创业心态。比如在柏林，“创业者”等同于“剥削者”，科技创始人在当地聚会上被称为“资本主义寄生虫”。当马斯克准备在柏林建造一个超级工厂时，德国人集体上街抗议，“不要技术殖民主义”。

前不久，一名阿富汗移民闯入德国一个小镇的民宅，用刀袭击了正在开party的三个人。一名德国政治家对此发表言论：“我们喂养他们（移民），他们却刺伤我们。”因为这个言论他被罚款18,000欧元。欧洲的极度左倾可见一斑。

与此对应的是，在硅谷和纽约这样的地方，创始人备受推崇，冒险精神得到奖励，失败被视为学习，而非耻辱。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资金、企业、人才纷纷出逃。

2013-2023年，欧洲风险资本投资，也就是投向初创企业的资金为80亿美元，美国则高达520亿美元，是欧洲的6.5倍；全球范围内，美国的独角兽公司份额为66%，欧洲仅为8%。

截至2024年11月18日，全球最大的7家科技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中，没有一家欧洲公司，排名前二十的科技公司中，也只有两家欧洲公司—SAP和阿斯麦（ASML），位列第14、15位。

他们的市值呢？均不足3000亿美元，还不到英伟达、苹果和微软的十分之一。

而欧洲本土为数不多的成功的科技公司，大多数也选择迁往美国：比如Spotify迁到了纽约，Klarna在美国有大量业务。

企业不景气，意味着就业机会少，工资低，这必然造成人才大量流失。大多数欧洲企业家会做出两个选择：第一，去美国，追求高薪工作（35万美元以上的科技职位）；第二，去东南亚，追求低生活成本来创业。

欧洲大学毕业生也会选择逃离，大家看看下面这张各国大学毕业生流向图，可以清楚看到，欧洲大学毕业生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工作，留在欧洲本土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去了哪里呢？

去了美国。

第二，高福利、激进移民与高税收的相互捆绑与反噬

欧洲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已越来越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教条。他们热衷于谈论多样性，却在思想上越来越趋于单一;他们标榜包容，却把不同意见推向敌对边缘。他们不努力为人们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却大力鼓吹不劳而获的结果平等，拥抱大政府、激进自由化、高福利高税收、娱乐至死、对抗甚至仇视资本和创新，最后失去进取和奋斗精神。

表现之一，就是不断强化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建立的一套号称从摇篮开始一直管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

表现之二，就是像圣母一样热情拥抱移民，把左倾演绎到了极致。这是这些年欧洲最大的变化与政治正确。欧洲对非洲与中东国家实施开放的边境政策和激进的移民政策，大量难民涌入，导致欧洲国家穆斯林人口激增。

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欧洲的穆斯林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7%。欧盟共计19个国家中的穆斯林总数达到2300多万，其中法国穆斯林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人口总数的7.5％。

这些移民人口导致欧洲族群摩擦和社会撕裂日益加剧，治安日益恶化。根据欧盟统计局的信息，2022年，盗窃案件较之上一年上升17.9%，抢劫案件增加了9.7%，入室盗窃案件增长了7.4%。

同时，宽松的移民政策也加大了国家机器的负担，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欧洲主权债务风险直线上升。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福利的背后必然是高税收。欧洲的税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大家来看一看下面这张全球高税率国家图：

2024年，全球个人所得税税率超过40%的国家有28个，分布在欧洲的有多少个呢?

17个，占比超过60%。

其中全球个人所得税税率超过50%的国家有9个，欧洲就占了6席。

这必然让许多为高福利托底的人觉得高度不公，从而加剧欧洲的资金和人才外流。

要知道，一个国家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核心就在于创新、资金和人才。欧洲“极左”思潮与政策，压制的恰恰是创新、资笨、人才，最后形成 “经济死亡螺旋”。

其实，美国和欧盟，16年拉开的巨大差距，也是对今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理论的一个有力佐证：美国政策包容稳定、严格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创新，当然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更多资金，进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欧洲则选择了固步自封，更多的政府监管与干涉，更多的反资本、反创业、反创新，再厚实的家底，不被折腾完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