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多重因素的制约与扰动，美国制造业回归可能很难出现全面繁荣的趋势行情。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制造业建筑投资2007亿美元，为2010年的三倍，而在今年第一季度，投资额度继续升高至历史峰值的2255亿美元，同时制造业建筑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升至0.8%的历史新高；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10年的1160万人增加至2023年的1300万人，净增约140万人，其间回流制造企业公告的新增就业岗位近160万个，等于新增就业岗位完全由回流企业所创造。不仅如此，制造业成为了吸收美国FDI（外国直接投资）最强劲的行业。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通过采访100多家企业、美国地方政府并查阅企业公告和财报后发现：在目前所公布的新投资中，约有40%、价值高达840亿美元的大型制造业投资项目已被延期或暂停，有些投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重大项目遭遇了两个月到数年不等的延期，甚至陷入了无限期暂停的困境，其中包括拜登出面站台的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高达400亿美元的晶圆厂建设推迟到了2028年。延期、暂停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制造业投资结构性失衡与接续能力不足的基本镜像。

　　系统性数据可以进一步佐证美国制造业回流在速度进展上的确远未达标。2008年金融危机时，制造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为12%，如今降至10.3%；15年前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超过8300亿美元，去年的逆差规模升至1.06万亿美元，制造业投资规模的放大并没有拉动美国的商品出口和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制造业PMI（经理人采购指数）在最新的9月份为47.2，除了今年3月份如“昙花一现”般站上50以上的扩张区间外，自2021年4月以来的其他所有月份均被牢牢摁在“荣枯线”之下，行业活跃度与未来增长预期不能不让人生疑。

　　制造业回流的计划与目标大打折扣，首先与政策的有效度不足直接相关。除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清洁制造与传统制造上各自偏爱有加，从而让企业难以适从并不得不秉持谨慎态度外，制造业回流企业要想拿到美国政府补贴，需要完成特定目标，企业由此很难形成稳定的投资收获预期。另外，美国政府的回流支持政策忽视了企业的异质性，部分跨国公司不会为要拿到补贴而改变自己已经铺垫好的全球化之路，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的产品几乎超过半数以上由非美国的供应商提供，仅有不到一半的比例由美国本土生产，若轻易跟随制造业回流的脚步，等于苹果公司必须付出更大机会成本，于是人们看到，近几年苹果供应商中的美国企业出现了不增反减的状况。

　　缺乏完整的配套产业链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一个重大痛点。回过头去看，美国制造业主要回流到了南部与中西部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恰恰是相关产业链布局较为薄弱的方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要实现供应链的本土化，重新构建自己的产业链条，既要庞大的额外投资不说，复杂的技术转移也是一个难以绕开的“卡脖子”问题，最终所费时日要超数年；同样，美国也可以在境外或者本土寻找新的供应商，时间周折况且不论，即便有所成功，但成本最终高出三到四成或是常态。

　　排除产业链置换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以及环境与社会成本也是许多制造企业难以承重的硬伤。毕马威的全球制造业成本调查报告揭示，美国制造业“初级成本”（包括劳动力、地租、水电、税收和利率等）竞争力在17个被调查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四。另外，美国的环境保护标准和劳工权益保护可能会增加制造业运营成本，初步测算，全美制造企业为遵守联邦法规需要支付的总成本在去年达到了3.1万亿美元。综合成本的高昂构成了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反噬，一定程度上也必然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